多年来,苏州对我的最大吸引力是书。访书在苏州,比起北京的琉璃厂、杭州的留下、南京的状元境……味道完全不同。
整整三十年前,也是这样的秋天,鲐肺汤上市的时候,我陪了叶圣陶、郑西谛、吴辰伯到苏州去旅行。在车站上遇到周予同,他是从上海到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去上课的。一把拖住他们到学校去演讲,没有谁肯去,事实上当时他们谁都不能公开露面。郑西谛就要我去讲,我当然不会去,因为,我连一些在学院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
西谛还是不住地说,他真的不是在说笑话,正经得很,还说我是“三人行中最少年”。
这事还恍如目前,而西谛的墓前如果种了白杨的话,怕真的也“堪作柱”了。
记得那天晚上在酒楼上夜饭,三个人都能喝,结果是虽未沉沉大醉,也相差不远。从酒楼出来时,观前一带早已上灯,西谛却吵着要去访书。
先到玄妙观,在一家书店里看书,我花了一块钱买了一部康熙刻本的《骆临海集》送给了辰伯,因为他是义乌人,与骆宾王是同乡。从玄妙观出来后又到护龙街上去访书,书店都早已上了门板。西谛就擂鼓似的敲门,终于敲开了。书店的主人是认识他的,就热诚招待。记得店里刚收得许博明家的一大批藏书,善本不少。特别是整整一架地方志,几乎都是康熙以前的清初刻本,西谛大声连赞“好书”。其实我知道,他不久就要到香港转往解放区,不想买,也没有余钱买书的。不过他还是告诉我:“这些书是非买不可的,机会不能放过!”好像我是百万富翁似的。这情景也还如在目前。
从这家书店出来时,大约已是八九点钟了。给秋夜的微风一吹,大家也多少清醒了一些,算算护龙街上的旧书店,至少还有十多家,怕是不能遍访了。正是“酒已都醒,如何销夜永”?西谛还是不肯回到宿舍去,终于想出主意,要去看江义庄里戈裕良手叠的假山。记得也是在护龙街上,钻进了一条狭狭的小弄,在昏暗中看见一座假山。自然是什么都没有看清楚,而且后来知道,这实在也并不是江义庄。
这次访书的经过,想来虽然有些可笑,但确是十分美好的回忆。
那以后,我就时常到苏州来,每次总要有半天到一天的时间花费在书店里。当时的护龙街与玄妙观,真是书的海,不只是书店,连马路两边也摆着摊,连地上也都是的。相熟以后,还会被书店主人邀请到楼上去看他所藏的“秘本”、残书。这在我都是最大的乐趣。如果将所见、所闻、所得记下来,我看是不会输于我的同乡先辈李南洞的《琉璃厂访书记》的。
不过这种“盛况”没有维持好久,苏州的书市逐渐消歇了,到江青伙同林彪抛出那个《座谈纪要》以后,整整十年,苏州市上就再也不能看到一册线装书,这中间又出现了另一种传说、神话似的故事。总的说来,恰如一场伟大的魔术吧。现在那谜底也逐步揭开了。如果记下来,其奇诡、悲壮就更非李南洞所能梦见。
自然,那些熟习的书店经营者,也一个都不再露面,久违了。
这回,当我从恰园出来,漫步走进对面的古籍书店里去时,却十分意外地被几位店员叫住了。真的是意外,十年不见,彼此都还“无恙”。
于是被让进内间,泡了茶,坐下来谈天。这两位老朋友,是最近才从江苏北部的农村里调回来,归了队的。在过去的十年里,线装书是被视为典型的“四旧”的,那从事收集、流传线装书的人又该是什么呢7这是不言而喻的,他们的命运就不必说了。
现在终于“无恙”地回来了,那就好。我就问问他们最近的业务,曾经收到过什么好书?对旧本书在民间流散情况的估计,今后如何开展保护、征集的工作等等。
问题有一大堆,而且并不都是愉快的故事。我不想写什么调查报告,因此在这里就略之。
好书是日见其少了,近年来他们所收的可以看看的善本,说来说去也不过十种左右,就选抄两种名目在这里。嘉靖刻的贾谊《新书》,冯班校来本;毛斧季的抄本《麻纺集》和《梅花袖》;归昌世的稿本《假庵杂著》,是记苏州掌故的;黄丕烈跋的明抄本《野客丛书》……
我又被让到楼上的书库里去看书,这真是好久没有过的快事。虽然看下来不兔使人失望,书的质量是远远不能和过去相比了,现在摆在架子上的,过去大抵是放在地上的东西,甚至还不及。为了“不虚此行”,积习难改,我还是花了四角钱买了一册光绪十七年(一八九一)金陵刻本的《煮药漫钞》,书是薄薄的一本,只二卷,是诗话之类的东西。作者则是嘉兴叶伟(松石),他是在同治甲戌(一八七四)应日本文部省之聘,到东京的外国语学校担任汉文教师的,那是日本的明治七年。
叶松石在光绪六年(一八八零)又重游大阪。此书则是病中所记,前面有日本湖山老人小野愿的序文(明治十五年,一八八二)。
买到这本小书,我是非常高兴的。不只因为这是隔了十多年以后,重新阅肆得到的第一本旧书;更为了这是一百零四年前,在中国还没有派遣公使时就到日本去进行文化交流的前辈的作品。在敬爱的邓副主席访日的时候,得到此书,实在是极为使人高兴的事。
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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